《环球时报》发了一个社评，标题叫《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读者读出了它的主旨，竟然是“要允许中国适度腐败”，于是，群起而拍砖。但《环球时报》的主编不爽，在微博中指责“腾讯网在转载文章时，将标题恶意改成‘要允许中国适度腐败，民众应理解’，误导读者阅读”。其实，何止腾讯，网易的标题就是“民间应允许适度腐败”。更为吊诡的是，环球网自己的标题，跟那个主编指斥为“恶意改成”的那个，一字不差。真不明白，《环球时报》想干嘛？
《环球时报》向来追求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但也要有自负言责的担当。就算腾讯转载的时候，改了标题，那也无可厚非。这改后的标题，恰好就是《环球时报》那篇社评的主旨，何错之有？发表了不负责任的言论，又不想对这个言论负责任，那就有点不地道。
我把这篇社评的主旨再加浓缩，成了“允许腐败”，不知那个主编会不会抓狂。其实，这篇社评的核心意思，就是开导民众要“允许腐败”。尽管你加上了“适度”、“攻坚战”、“综合发展”之类的言词，依然掩饰不了“允许腐败”的主旨。
《环球时报》的高明，在于能为“允许腐败”罗列一堆积极的意义，譬如为了民众心气平和一点，为了社会大局稳定一点。由于结论是不合逻辑的，那就必然需要一系列不合逻辑的推理过程。譬如，说到腐败导致民众心气不平、导致社会不稳定，居然不去追究腐败者的责任，反要归咎民众对于腐败的容忍度不够高；说到反腐败不需要“民主”，搬出亚洲几个更腐败的“民主国家”，说它们“腐败都比中国严重得多”，却不知比的是腐败的人数，还是腐败的金额，只能让人觉得都不靠谱。更不靠谱的是，说导致民众无法容忍腐败的根源，居然是“‘为人民服务’的官方政治道德在全社会深入人心”。仿佛换一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说教，民众可能就会“允许腐败”了。最后的结论是，高薪养廉不行，制度反腐也不行，惟一的出路只能是，“允许腐败”，静待“综合发展”。
有了这样的理论，最大的得益者，无疑是贪官。他们尽可以在“综合发展”完成之前，再名正言顺地“适度腐败”下去。只是民众看不明白，这“适度”的“度”，到底在哪里？有网民在那个主编的微博后跟贴，提供了这样一个方案：“村长一届5万，乡长一届10万，县长一届30万，区长一届50万，省长一届100万，整个政治生涯最多贪300万。”不知主编先生以为然否？有了这样的“适度腐败”，主编先生是否觉得就要比亚洲的那些民主国家好得多？民众的心气平了，社会也就稳定了，主编先生也就满意了呢？
愿意抄一段胡锦涛总书记的一段话作为结束，以证明《环球时报》的“允许腐败”是有违中央决策的误国之论：“在和平建设时期，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的话，腐败就是很突出的一个。”因此，对于腐败，只能零容忍，绝不能“允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