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0万建筑工人的生存图景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地”。
建筑工人是中国新兴工人阶级的主体，但这一人数多达4000万的群体却长期被遗忘在角落里
文｜《小康》记者 苏枫
“建高楼楼高千米寸铁寸土全是农民工奠基，筑大厦厦有万间单间套间可有劳动者半间？”这副湖北建筑工友刘德子写的对联，出自 公益组织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与劳工志愿服务组织安全帽志愿服务队在北京举办的一场专门以建筑业工人为主题的“大工地诗歌节”。
五一节，是劳动者展示自己文化和表达诉求的节日。主办方寄望通过在五一这天举办诗友会的方式，与建筑工友一道争取五一带薪休假权，与底层的劳动者一道聆听底层劳动者声音，以此纪念劳动者的五一，奠基建筑者的尊严。
漂泊不定 维权艰难
“大工地诗歌节”中，建筑工人龚光志的一首《打工四季歌》引发了众多工友对漂泊生活的感慨，已做建筑工人十余载的王中保一首《思乡曲》表达了打工生活的不安定感，河北建筑工人李正阳的一首《流人》则更直白地表达了异地生活所带来的生活困苦和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
飘忽不定成为建筑工友们诗歌中不变的主题。北京大学社会系副教授卢晖临说：“工友们有关漂泊和思想的诗歌特别多。为什么他们忽然多愁善感起来？这是一个大的社会结构的问题，农民工进城打工，因种种制度限制又无法融入城市的尴尬境遇，是和平时期最大的家庭分裂现象。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留守儿童，以及飘忽不定的打工者，这种现象本身就是很不正常的。”
“大工地诗歌节”由建筑工人何正文、大学生志愿者小陈共同主持，何正文是中国建筑行业首例追讨劳动合同维权事件的当事人，几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在工地普及劳动权益知识和在工友中推动劳工文化的活动。
2010年11月18日，何正文和弟弟何正武，从丰台区法院执行庭法官手上接过7.7万元的支票，结束了长达一年零两个月的欠薪追讨之路。这起看似普通的官司，被业内解读为建筑工人“追讨劳动合同第一案”。何氏兄弟通过诉讼，不仅讨回了被拖欠的工资，还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赢得了双倍工资以及经济补偿金。
“大工地诗歌节”现场的四十余名建筑工友中，只有一人没有工资拖欠的经历。当拖欠工资已成为建筑业的常态，工人应该如何改变现状？
何正文说，“法律就像一口大钟，如果你不敲它，它就永远不会响。要让维权成为我们工人的群体态度。”
但并不是所有建筑工人都拥有何正文的幸运与坚持。建筑工人老陈来自湖北农村，跟着同县的包工头到北京打工，口头议定一天工资五十元。每做一天工，他就在随身携带的小本上记下时间和工作内容。记录与日俱增，而报酬却始终停留在口头上。记到第286天的时候，除了每月两三百元的生活费，他一分工钱都没有拿到。
老陈的经历并非特例。今年是温家宝总理替农民工追讨工资的第九个年头，而建筑工地上拖欠工人工资的情形仍然相当普遍。
讨薪是家常便饭
近年来，房地产建筑行业为三驾马车的经济贡献备受瞩目，而这种经济增长背后肆无忌惮的资本积累，及其对建筑从业人员施加的社会伤害却常常被忽视。
从2007年11月开始，由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负责的课题“大工地”团队，走访了北京郊外的四处工地，直接接触了上千名工人，深入访谈了上百名工人；而后又跟随河北、河南多个村的建筑工人回到家乡，访问了近百户建筑工家庭。调查所得成果，是2012年春天出版的《大工地：建筑业农民工的生存图景》。
与普通学术课题不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对《小康》记者强调，“研究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就是要解决建筑工人的实际问题和困境”。
几乎所有工人都在近期有过被拖欠工资的经历，他们充满着等待当季工资的焦虑和手持陈年欠条的无奈。
“干这行的谁没有挨过骗呢？都挨过了……这张欠条已经有三年了，我年年到包工头家去要，到现在还都要不到。你们说说，怎么才能把这个钱要回来呢？”卢晖临刚到河北一个有1000多建筑工人的农村，很多家庭就迫不及待地展示了他们“珍藏多年”的欠条。
事实上，2008年1月份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已经赋予工人更多的合法权益。然而，当制造业的工人已经开始据此争取加班工资时，在建筑行业的实践中，却连1995年旧劳动法的“工资按月发放”条款都未贯彻。建筑行业的潜规则为什么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 这种远远滞后于其它行业的状态为何迟迟不能改善？
一般的分析认为，建筑业拖欠工资的源头在于“黑心”包工头。有关包工头卷款潜逃的报道层出不穷。似乎只要从包工头入手，加强对他们的监管，建筑业拖欠民工工资的问题就可以彻底解决。
“大工地”课题研究表明，更多的情况下，包工头本人也是受害者。在走访中，不但工人们迫不及待地拿出记工本和白条向“大工地”团队诉说，许多包工头也纷纷透露了自己多年被拖欠工资的辛酸经历。那么，拖欠工资的源头究竟何在？假使包工头真是万恶之源，为什么不取消包工队，实行建筑公司直接对工人进行管理的体制呢？
根源在于“包工制”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建筑市场，建筑量占到世界的一半还多，其混凝土和钢筋的消费量分别占到世界的一半和三分之一。这些大大小小的建筑工程，绝大多数都是在有着正规资质、正规工商注册的建筑公司名义下完成的。
在实践中，几乎所有的建筑工程都是由那些没有劳动关系、没有工资关系、没有社会保障的建筑工人完成的。包工制已经成为中国建筑业的“基本制度”。
无论工地的所在地区、建筑类型以及资本性质如何，一线作业任务基本上都是由以包工头为核心由农民工组成的包工队承担的。国家级工程也好、重点工程也好，最后到工地上看，都是包工头带着一帮乡亲或者在街头临时招募的工人干活。从工地上竖立的标牌，可以分辨出谁是总承包商、分包商，但是这些正规的建筑公司和工人并没有建立正式的劳动关系，它们至多只是提供总体的技术指导和工程的整体协调管理，各项具体的建设任务都是分派给一个个大小不等的包工队来完成。
那些年产值动辄数亿数十亿的建筑公司实际上成了“没有工人的雇主”，而四千万承担具体建筑任务的建筑业农民工则沦为“没有雇主的工人”，“世界工地”的奇迹背后，正是这一悖谬的组合。
这些年跟随大学生志愿者在工地上走访，工地上剧烈的劳动强度、艰苦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常常让卢晖临震撼，背负沉重生活压力的建筑工人对此却并无太多抱怨，他们总是说，出来就是吃苦，为了挣钱能够忍受。
当付出血汗，历经等待却仍然拿不回工钱的时候，委屈、愤怒和绝望往往将他们推向“暴力讨薪”的不归路。卢晖临认为，建筑工人“暴力讨薪”行为背后的根源，是潜藏的资本以及整个建筑体制施加于建筑工人身上的暴力。
包工头不过是包工制链条中的一个关键节点，他们依附于包工制从中获得一部分利益，也时常遭受其害。包工头大多起家于普通建筑工人，凭着相对多一点的经验、关系、经济实力和野心，摆脱普通工人的地位，成为专门承接工程并组织实施工程的小老板，在服务于房地产建筑业资本积累的包工制链条中，他们不过是发挥了棋子的作用。
针对真正黑心的包工头，尤其是一些利用黑恶势力欺侮工人的包工头，采取行政和法律手段严厉打击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根本解决，则必须触及建筑业的“基本制度”——包工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