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证困难 法律操作性差 “恶意欠薪罪”无力保障劳动者权益———
“醉驾入刑”曾使2011年5月1日起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成为社会持续关注的热点，如今，本市已经审理“醉驾入刑”数百起，而与“醉驾入刑”一起同列刑（八）修正案、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罪名“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却被束之高阁。
记者连日采访了解到，虽然劳动争议案件已经占到北京法院民事案件的三成，其中不乏老板卷款而逃的恶性坑农案，但是新刑法实施两年，“欠薪入罪”案北京尚无一起。
随着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连日来北京各级法院都在发布劳动争议案件的数字。北京市一中法院的数字显示，近三年，该院劳动争议案件收案数量接近1.4万件，占整个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今年第一季度收案数量已达1500件，同比还在大幅增加。大兴法院通报的数字是，近两年该院已审结各类劳动争议案件2600多件。海淀法院近两年审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每年都在3000多件，持续多年高位运行。
按照今年1月23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拖欠一个劳动者3个月以上的劳动报酬，数额在5000元到两万元以上（根据各地经济状况而定），或者拖欠10名以上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累计在3万到10万元以上，经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责令支付而拒不支付，就可以追究恶意欠薪者的刑事责任，最高可被处以7年有期徒刑。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恶意欠薪情况多有存在，但是由于程序复杂、举证难，北京目前还没有一个欠薪者被追究刑责。
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钟迪告诉记者，他手里目前就有一起包工头拖欠200余名农民工100多万元工资的案子，目前包工头逃逸，按照欠薪的数额和时间，肯定达到了“恶意欠薪入刑”的标准，但是取证却十分困难。作为社保监察机构没有侦查权，而公安机关的立案要求是不能只听职工单方说法，欠薪包工头必须承认欠薪，报案部门还要从银行查到包工头名下有财产，公安机关才能立案。但是银行只对公检法机关提供储户的个人财产信息，社保监察机关无权查询。钟副局长认为恶意欠薪难入罪，是法律的操作性太差。
对此，北京市一中院民六庭张弓庭长认为，恶意欠薪的案件并不少，但是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追究却非常困难。首先是很多工程被层层转包，一旦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群体性纠纷，不好追究谁是主体。此外，出现恶意欠薪情况该由谁报案如何举证，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如何确定老板有能力支付农民工工资而拒不支付？如何认定欠薪者已经经过“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上述繁琐复杂的程序和取证难度，对于普通的劳动者，要用刑法维权门槛无疑太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