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邓先生告诉南都记者，因为清明节临近，为了纪念亡妻，“让两个小孩知道妈妈是怎么死的”，他特意花15万元购买了一年此广告位，27日下午竖此广告牌时他曾邀媒体到场，“照片是媒体从业者拍的”，不过昨日邓先生从广告公司获悉，广告牌已被撤下。邓先生说，他知道照片被发到了网上，也看到了网友的评论，“网上的意见都是正常的，我不感到意外。”据四川卫视报道，邓先生的妻子2月份因产后大出血在某医院去世。(2011年3月29日《南方都市报》)
正如网友“如果诗意”说：“这个明是悼念，暗中我们谁都知医院的名字才是重点。”网友“张洪峰”也说：“医患纠纷？新型维权？法治不彰之时，我只能如此理解和看待。请原谅我没有看到爱情。”网友“花花同学2010”则说：“这个户外应该还要点钱吧，真是痴情啊痴情啊有木有！有木有！”
这哪里是悼念亡妻啊，分明是在控诉庸医！
真佩服咱们老百姓的智慧，遇到了医患矛盾，遇到了医疗纷纷，不能求助于合法途径，只能“项庄舞剑”！
其实，我国自古有尊重医生的习俗，“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说法由来已久,亦深入人心。把“医”与“相”并提，当然说明民众对良医的推崇和信赖，另一方面也说明医家责任之重大。其实，良医确实也在用自身诠释着这一崇高责任，“但愿世间人无病，何烦架上药生尘。”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饶是如此，似乎名医并没有穷困潦倒，反而是家业兴旺，这才是真正的和谐医患关系，因为达到了双赢的效果。
事实上古代的良医离我们普通百姓越来越远。我们发现，医生的学历高了，但医德却在下降。面对生老病死，医生大都麻木不仁，谈何“医者父母心”？为了保证自己的收入，全方位的检查、大处方等屡见不鲜，住院率、病床占用率等考核指标逼迫医生变成了“商人”。而动辄法庭相见的医患双方更是让民众对医生的信任度降到了极点，号称天下第一难的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让患者视为畏途，与医生的隔膜越来越深。我国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曾说过：医生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有思想、有感情；看病不是修理机器，医生不能作纯技术专家。
我们发现，由于长期的公共医疗服务投入不足，特别是医疗资源高度集中于大城市名医院，所带来的“看病难、看病贵”已经使医疗服务成了民众的心头之痛。“辛辛苦苦干一年，一病回到解放前”的“病不起”对大多数国人来说绝非笑谈。2003年的“非典”让人谈“非”色变。但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当时已经相当尖锐的医患矛盾。但暂时的缓解并没有最终解决这一痼疾，徐宝宝事件不过是又一次痼疾的暴发。而我们有理由判定，徐宝宝事件绝非第一个，更非最后一个。这才是最让人伤心的。
近年来，医务界有一股复归传统之风，特别是毛主席“6·26指示”的重新发掘，让人心痛不已。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发表了如下谈话“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而且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的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自“6·26指示”起，大批医疗专业人员下放至农村，与此同时，依循政策导向所培训的赤脚医生也积极贯彻以“预防为主”的方针，除了改善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更降低了传染病的流行，减少了疾病的发生率及死亡率，使原本医疗资源“重城市轻乡镇”的情形也因政策导向出现了可喜的变化。但40多年过去了，这种变化又出现了逆流。今天的公共医疗服务又成了“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多么心酸的事！
不去法院不知道告状难，不去医院不知道看病难。在医务界有个人所共知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它要求知恩图报；它要求为病人谋利益，不害人；它强调对待病人要不分贵贱，一视同仁。其实，推而广之，一切职务，凡是跟人打交道，都有类似的个人和对象的利益冲突。希波克拉底的时代，市场经济还没有出现，现代人与人的关系也完全不同于2400年之前。但是这个誓言的基本内容还是现代人应该遵守的规则。
救死扶伤的医生不能是白眼狼。
这需要制度上的改革也需要机制上的改进更需要道德的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