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由于维护公众权利的警察权与个人私权是一对天生的矛盾，在一定状态下，“免于恐惧的权利”仍然有时难以落实。
2011年5月3日15时20分，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太和中队民警在该县城平安风景区金桂园附近实施抓捕一犯罪嫌疑人时误抓误伤射洪中学教师余辉。事后，千余名学生及相关市民在县委集会抗议。（2011年5月6日《南方都市报》）
这一事件，再次说明了对警察（公权力）进行严格约束的重要性。因为自古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国的公权力过大，在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旗帜下，以各种非法手段侵犯个人公民权益的事频频发生。
家住深圳市上步南路附近的李先生身高1.73米，体重54公斤。2005年10月13日上午9点半,他去公司上班，行至南园路十字路口时，突然被两个亮出警察证件的人铐了起来，并押上一辆小车，上车后发现车上坐满了被铐住双手的瘦子。后来车开到派出所，所有的瘦子均被搜身，并被拉去验血查HIV(即艾滋病)以及验尿。几分钟后，他又被带上车回到派出所，被告知“你可以走了”。回家后，李先生的哥哥向南方都市报投诉。记者与李先生兄弟二人来到派出所，派出所负责人向他们道了歉，并解释说，因最近执行缉毒行动，接到举报当日将有吸毒人员在南园路十字路口附近出没，便派便衣警察前去抓捕，李先生长得比较瘦，结果造成了误会。
只因为长得瘦，就成啊喙毒嫌疑人，真是可笑之极，也是可怕之极！
2010年7月16日晚，广东陆丰打工妹林贝欣把身份证借给朋友上网，一个半小时后她竟离奇被广州警方拘捕。家人几经周折才了解到，从未离开过广东省的林贝欣，早在两年前却成了浙江义乌警方联网通缉的盗窃团伙“匪首”。而事情起因很可能是三年前她被盗的那张身份证。7月28日零时15分，林贝欣终于洗脱冤屈返回广州。（2010年7月28日《羊城晚报》）
仅仅丢了一个身份证，想不到竟会给自己带来被通缉的命运。不仅是被错误通缉还无辜丧失十多天自由。情何以堪？
关于因丢失身份证的乌龙宁，林贝欣并非空前绝后。
2007年11月7日一大早，黑龙江男子陈彦文意外地发现，天天呆在家里的儿子陈奇竟成了通缉犯，报纸上不仅登了儿子的照片，而且连他家的门牌号都登了出来。而陈奇已被警察带到派出所问话。原来，因为同名同身份证号，儿子被内蒙古警方当成了另一个通缉犯。当天深夜警方初步证实是抓错人，将陈奇放回了家，但此后多日陈奇又多次被警方带走问话，直到内蒙古公安厅派民警到真正嫌犯居住地核实情况后，才发现错误通缉的情况。在查实情况后，内蒙古有关民警亲自登门对错误通缉陈奇的行为表示道歉，并支付了1000元作为精神赔偿。负责该案的警官称，嫌疑人陈奇涉嫌盗用他人身份证，从而造成了公安机关通缉错误。他们已与公安部联系，对通缉令作了更正。
不惟普通老百姓，名人了遭受这种侮辱。
《百家讲坛》主讲人纪连海先生去杭州参加活动，却被警察当成通缉犯抓进派出所一事。杭州警方回应称，是接待人员用通缉犯的身份证为纪连海先生办理入住手续，所以导致误抓。纪连海家人称很气愤，事后杭州警方已向纪先生表示歉意，不想再追究。（2011年4月24日《广州日报》）
一位著名学者莫名其妙被警方当成通缉犯带走讯问，可谓天下之大笑话。
频繁发生的类似乌龙案不但降低了司法的公信力，也使公众的人身尊严和人格尊严受到严重打击。这不应当是和谐社会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