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声音虚弱无力，喘气声大于说话声，活下去，一靠呼吸机，二靠社会救助或自己乞讨，生活举步维艰，但是活下去、继续维权的想法却十分强烈。
他叫赵天云，今年39岁，被诊断为最严重的三期矽肺患者。
赵天云生存现状：没钱看病没钱吃饭 生存艰难
现在河南省一家医院治疗的赵天云，终日靠吸氧机维持生命，没有医药，没有护理，没有亲人，没有生活来源，吃饭有时靠乞讨，有时靠好心人施舍，一个饼早上吃了中午接着吃，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他原本有着幸福的家庭和生活，有妻子和两个可爱的孩子，但是，矽肺病改变了他一家人的命运。赵天云生病决定打官司之后，妻子离开了，家里只剩下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大的15岁，小的13岁，无人照料，后来由妻子接去抚养，孩子也渐渐和他疏远了。
现在，赵天云孤身一人于异乡，斗争在一呼一吸之间，与病魔抗争，面临维护正当权益的困扰。不幸的赵天云，在危困之时，一些社会民间组织给了他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
在北京义联等机构的帮助下，四川省华西医院同意为赵天云提供医疗救助，可以为他免费治病。但是高兴之余，他也有着自己的困惑。离不开呼吸机的他，如何从河南抵达四川，拖欠的医药费不还上，他如何离开河南……
聊了十几分钟，赵天云的喘息声越来越大，不忍再谈下去，最后，赵天云告诉记者，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活下去、维权、治病。深深地呼吸了几下，赵天云用微弱的声音说，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
赵天云维权四年未果 称要坚持活下去继续维权
赵天云告诉记者，2007 年8月，他觉得身体实在不舒服，去医院检查才发现得了矽肺，而且是最严重的三期。矽肺的治疗费不是小数目，于是他决定向单位讨回公道。
2011年4月10日前，赵天云拿到了职业病的鉴定，他开始上诉。
在诉讼期间，赵天云住在河南省灵宝市不足5米的楼梯间，只有一盏灯，一张床，上上下下的人让他很晚才能入睡，一早便被吵醒。中午赵天云在附近市场买一个2块钱的饼，晚上有时候甚至不吃饭，只喝水。
5月10日，赵天云案件终于开庭。6月初，仲裁胜利了，可是单位拒绝支付治疗费用等，并于2011年6月23日提起上诉。
一审期间，他的身体几乎不行了，气喘，说话吃力，四肢无力，在他的强烈要求和反复申请之下，法院给了他3000元生活费和医药费，10月21日，他终于到了医院，可以稍微医治自己早已撑不住的身体。
11月17日一审判决，赵天云依然胜诉。但是用人单位再次提出了上诉，赵天云不知还要多久才能宣判。
可是，一审宣判之后，治疗费用终止。没钱支付医药费，赵天云已经被停药，随时还面临被赶出医院的危险。“中级法院说要三个月开庭。医院没人续药费，得不到治疗每天靠吸氧，怕要被强行赶出医院了，天气冷身边也没有―个亲人。” 他，已经走投无路。
赵天云在微博中说：“胸部内好烧，不时地跳着痛，―股热流串动。坚持！坚持！再坚持！我要活下去!活下去！不要让病魔腐蚀了意志!我要活下去维权！”
专家解析职业病群体为何维权艰难
赵天云，只是职业病受害者中的一员，也是这个群体艰难维权的冰山一角。从2009年河南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维权，到赵天云因矽肺病乞讨求生维权，受职业病危害的群体，正面临着一系列难题。
根据卫生部的统计数据，我国现有约1600万家企业存在着有毒有害作业场所，约2亿劳动者在从事劳动过程中遭受不同程度的职业病危害，约37.8%的职业病患者未获赔偿。
针对职业病患者维权难的原因，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黄乐平告诉人民网记者：“以牺牲劳动保护为代价，片面追求GDP指标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导致职业病防治困境的根本原因。”
黄乐平说，还有一个重要但容易被忽视的原因，以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为蓝本设计职业病防治法及其配套体系，导致了法律法规内容严重脱离职业病防治实际状况。例如，计划经济时代是企业办社会，工人有着相对较为全面的保护机制。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流动性大，企业用工完毕就将劳动者辞退，这样很容易规避对劳动者应尽的责任。
而对于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法律的惩处力度过轻，企业的违法成本比赔偿成本低，所以多数企业选择逃避赔偿。黄乐平指出，职业病的治疗是一个长期过程，很多职业病是不可逆转的。对于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职业病劳动者，如果一次性赔偿，可能只需要10万；如果长期赔付，仅医药费就是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赔付成本高昂。
此外，黄乐平介绍，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权利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没有制约力量，致使职业病防治的形势日益严峻。当前职业病预防体系建设严重不足，无法遏制职业病高发的现实。职业卫生监管缺位；职业病诊断难；职业病劳动者维权程序繁琐；职业病待遇保障机制不足，保障水平低下；职业卫生标准不完善，这些现行职业病防治体系存在的弊端，直接导致了职业病患病群体维权难。
“活下去！”这对于一个常人来说，如此简单。而对一个矽肺病人来说，如此艰难，却又万般无奈。当今法治社会中，赵天云能否靠正义的维权争取到活下去的权益，我们将继续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