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家鑫“农民很难缠”引争议 媒体评述谁是农民
5月20日，举国关注的药家鑫案将进行二审。药家鑫讲述自己驾车肇事从无意伤人到故意杀人的动机时语出惊人——“农民很难缠”，引来舆论哗然。
极端的个案背后，暴露出令人寒心的阶层歧视，农民问题愈显复杂、严峻与沉重。
当下，“农民”一词充满纠结。它是一个身份的标签，还是一个职业的符号？无论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主流人群，还是已经与农业无关的农民工，他们是农民吗？他们还愿意被称作农民吗？他们似乎已经离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概念越来越远。真正的农民，是不是散落于乡间的弱势群体？是不是城里的农民工大军？
农民这个词带有感情色彩吗？斑驳的色彩又是如何被涂上去的？
南方农村报今日推出专题策划，围绕“谁是农民”的问题，从阶层界定、政治治理、城乡关系、文化印象以及社会心理五个方面展开探讨。
谁是农民之阶层界定篇 农民：是身份，还是职业？
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对农民的身份定义与农民的实际职业相匹配。“农民工”出现之后，“谁是农民”的纠结就开始了。农民工早已不从事农业生产，但国家给他们的身份标签却丝毫未变。农民工似工实农，本质上依然还是农民。在国家制度认定的身份上，农村居民的定义是清晰的，判断一个人是否属于农民的标准，不是职业，而是血统和出生地，这是对农民群体不公的根源。
□南方农村报记者 彭进
谁是农民？
25岁的重庆人崔五认为，这问题很傻很天真。
崔五喜欢自嘲：“文化不高，我只能做农民”。在他眼里，农民就是像他那样在农村出生、干体力活的人。不过，耕了几十年田的父亲老崔一眼就把他鄙视了：“你连锄头都没使过！怎么做农民？你就是个假农民！”
崔五确实从不干农活。自15岁起，他就告别了故乡，在城里的工厂厮混谋生，对于农民那种古老的种养技艺，他不感兴趣，也从未真正接触。
如果按照老崔的标准，崔五确实谈不上是一个真正的农民。而他的户口簿上明明白白写着，他属于农业户口。195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实施，它将我国居民分为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它标志着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管理格局形成。该条例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
这种规定带给中国农民的伤害毋庸置疑，意味着普通农民进城的路基本被堵塞，他们的流动迁徙大受限制。因此判断一个人是否属于农民的标准，不再是职业，而是血统和出生地。对农民的定义偏离了经济行为的考量，成为一种政治涂鸦。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认定标准与贵族的认定标准无异，有明显的封建色彩。
翻开《现代汉语词典》，它对农民的定义是：“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正如崔五的父亲所判断：一个真正的农民，应该从事种养方面的劳动生产。
老崔的判断来自一种延续了千年的直觉和本能。
成书于西汉的《春秋谷梁传·成公元年》里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晋代的范宁注释道：“农民，播殖耕稼者。”可见，古人基本是在劳动内容来定义农民。
所谓的劳动，不是玩票，是指以此为生计者。如大诗人陶渊明，他辞官归田，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偶尔也上山采采菊，下地种种菜，可人们绝不把他当农民。在数千年历史变幻里，农民的定义都很简单，其经济行为决定身份。他们生产最基本的粮食，是这个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统治者力图争取和盘剥的对象。
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对农民的身份定义与农民的实际职业之间并无矛盾。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大量农民从集体土地上解放出来，他们放下锄头，涌进城里。在城市的底层或边缘，在形形色色的工厂里，勤劳的乡下人做着城里人不愿做或做不完的活，然后将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寄回乡下，养家小，盖房子。他们成了城市的“临时工”。
“农民工”出现，“谁是农民”的纠结就开始了。这种非工非农的尴尬已经延续了三十年。在一本面向小众的学术刊物上，1984年首次出现“农民工”一词。1990年代，这个词的流行与进城农民人数的增速一致。在很多学者看来，这个词隐含着一种制度性的歧视，即农民渴望进城，但城市并不接纳他们，城市只是残酷地利用甚至榨取这批人廉价的劳动。“农民工”成了一个感情色彩复杂的“伪身份”。
据统计，目前在中国已经大约有1.5亿名农民工。如崔五一样，那些80后、90后属于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农民工。他们早已不从事农业生产，但国家给他们的身份标签却丝毫未变。农民工似工实农，本质上依然还是农民。
在国家制度认定的身份上，农村居民的定义是清晰的，亦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农民与城市居民在福利方面天差地别，涵盖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农民事实上沦为二等公民。奇特的“农转非”现象因此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向上流动之道，农民若想“晋升”为非农业人口，必须经历读书考学、入伍招工等艰难的挣扎历程，除了这些门槛，后来又引入了购房入户等经济杠杆。在层层严控之下，“农转非”之路难于上青天，乃至鲤鱼跳“农”门成为无数人一辈子的梦想与痛苦。绝大部分农民被牢牢摁在土地上，摆脱不掉那层桎梏。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近年来，在一些地方，曾经千难万难的“农转非”终于逐渐容易起来了，地方政府是热情的推动者。其原因很复杂，其中一种是：农民“进”城，农民手中的土地才能够名正言顺被集中开发。
“农民工”崔五告诉记者，去年春节回家，他发现，乡亲们都在讨论当地宣传的“农转非”一事。在网上，崔五还发现了奇特的案例：为保留几分土地，许多大学生竟然宁愿把户口留在农村老家，也不愿意转入城里，搞得重庆部分大学竟然强迫大学生“农转非”，舆论哗然，重庆市长急忙出面澄清……
“是不是农民不重要，能够拥有什么才重要。”崔五显得很谨慎。他认为，如果仅仅换掉户口簿上的几个字，却得不到比目前更好的福利保障，曾经价值千金的“农转非”将可能一文不值，甚至不过是另一场游戏的开始。
崔五的想法值得尊重。从以往的主动型“农转非”，到如今政府推动下被动型“村改居”以及“非转农”，始终有一只无形的巨手在半空中张扬，它拿着那张身份标签，往老百姓身上粘贴。
谁是农民，谁不是农民，似乎从不由农民自己说了算。这才是最令人困惑的地方。
城乡福利待遇 人均相差33万元
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参事、全国人大教科文卫专委会委员马力最近表示，户籍制度改革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需要解决户籍背后的福利覆盖。她介绍说，根据测算，中国农村和城市福利待遇人均相差33万元。一般来讲大城市是50万以上，中小城市是十几万。
土地换社保农民吃亏了？
近两三年来，各地加快城市化的文件推出了土地换社保的改革方案。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专访中表示：“社会保障是应该政府给我提供的公共服务，在哪个国家、在哪个地方可以跟老百姓讲，你要获得我的公共服务，你就要拿你自己的财产来换，没有过这种事情。这是在制造新的不平衡”
深圳：在2004年开始已经全面城市化，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农村的城市。其“城市化政策”中包括：农民转为城市居民，他们的户籍由农业户口变更为城市居民户口；村民变成了市民，他们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也要由村委会变为社区居委会；转地，既然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全部成员都转为城市居民，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原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一次性全部转为国家所有。
佛山：从2004年7月1日起，全市户籍人口中的“农业户口”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后，全征土地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由区、镇(街道)两级财政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担。区、镇(街道)财政分别按10%-30%的比例补贴，村(居)、组集体经济组织负担40%-80%，所缴费用不要农民自掏腰包(全征土地农村居民指耕地被征用90%以上的村或集体土地被征用70%以上的村，年满16周岁，未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湖南：对在同一城市有固定住所、稳定就业和连续居住的进城务工人员，以及自愿放弃承包地、宅基地并迁入城镇定居的农民，可安排落户。
浙江嘉兴：由原来的按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划分，统一到以居民有无承包土地来划分，鼓励有地居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被征地居民养老保险、以宅基地置换城镇住房。
重庆：允许转户居民最长三年内继续保留宅基地、承包地的使用权及收益权。过渡期结束后，可继续按照依法自愿的原则处置农村土地，不强制农民退出土地。
政治治理篇 农民：从主流到非主流的一群
回顾中国历史，有过一些最“牛”的农民。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然而，建国之后，农民正在行走在一条逼仄的参政通道，甚至是一条下降的曲线。
史上曾经叱咤风云的农民，如今在改革的浪潮中“裸泳”。
□南方农村报记者 王宏旺
在中国最基层的农村，正在进行着最为“民主”的选举，农民的权利由此体现。
梁俊德最近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社会越发展，农民的参政权利是不是越来越少？这位62岁的普通农民，曾经做过村民代表，见证了从1998年开始三年一届的村民大选举。
伴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梁俊德所在的湛江龙潮村已经今非昔比，几次征地补偿的分发，使得村民生活大为改善，早已与城市融为一体的村里，高楼不断拔节而起，到处可见村民开着小车穿梭。与此同时，这里由直接选举变成了间接选举，梁俊德察觉到村民参与社会管理的一丝变化，他有些失落。
2011年是不寻常的一年，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潮村委会正式村改居，在3月份举行的社区选举中，发生了让梁俊德没想到的事情：原先的全村村民选举变成了村民代表选举。由各小组推选出来的85名股东和社区代表，决定了龙潮社区负责人的产生。“是不是没有村委会就可以这样了？”梁俊德非常困惑。在泉庄街道办梁书记看来，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股东代表名单也经过公示，“村民没有异议”。每三年一届的村委选举，都让泉庄街道办头疼，在龙潮村，有一小部分“反对势力”，总是在选举关头积极活动，制造事件。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乐华街道办下属的平乐村也如龙潮一般进行了村改居，该街道办一位负责人在接受南方农村报记者采访时，似乎松了一口气：撤销村委会之后，将不再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进行村民自治，也“不用再搞民主选举”。对村民选举诸多顾虑，在当今基层主政者中较为普遍。佛山市南海区委一位负责人在一个公开场合表示：“村民选举让人头疼。”“谁最喜欢选举？普通村民，因为他们就可以好吃好喝了。”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位官员举了一个例子：一些村民甚至先跑到包厢里消费，等吃完之后，便打电话叫竞选者来买单。
学术界也并非都对村民选举持肯定态度，3月31日，著名“三农”学者、中国社科院教授党国英向南方农村报记者表示，民主选举虽然好，但在目前阶段可能是“叶公好龙”，在农村中推行大选举，可能造成治理上的“二元结构”。党教授进一步表示，在最落后的基层、在素质相对不高的七亿多农民中推行普选，本身就是比较尴尬的事情。
如梁俊德这样，热衷选举并非为求“吃喝”的也不算少，对他这样渴望参政的普通农民来说，三年一次的村委换届选举是难得的机会。平时，他们在电视上看看从中央到地方，以至县市领导人动态，这些人物的调动与升迁，与他们并无任何关联。现在，连近在眼前的社区选举，也离他们越来越远，梁为此沮丧不安。
在更高层面上奔波的人也还有，比如北京新启蒙研究所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主任熊伟，每年他都会跟全国人大中的众多基层代表联系，委托他们提出一些有关农民选举权利的议案，但应者寥寥。
1953年制定的《选举法》，对农村和城市每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了规定。每96万农村人口选举1名全国人大代表，每24万城市人口选举1名全国人大代表，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比例为4∶1。
事实上，基层代表的数字本还在被挤压。全国人大代表徐强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从第五届到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工农代表的比例从54%一直下降到19%，下降了35%。“在各级人大代表选举中，挤占基层工人、农民代表名额的问题还比较突出。”2010年两会通过了修改后《选举法》，保障了农民与市民“同票同权”。
熊伟还发现，最近几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所谓来自基层的代表，基本都是村干部以上，真正普通农民身份的，只有河南的乡村医生马文芳，据说这与文化水平等“素质”有关。而其他一些基层代表，与其说代表农民说话，不如说代表当地政府。在全国人大会议中，基层代表很少发言，如果愿意发声，更多的是争取地方利益而非为农民群体呐喊，比如提出给当地修路(高速公路或者铁路)的建议。细问之下，原来这是他所属的代表团的集体意见。当地政府的“私货”，塞在代表的行囊里，受嘱托要上呈全国人大。
有些人渴望获得代表资格，有些人有代表资格，却并不代表农民，这便是当下农民的参政困境。
回顾中国历史，有过一些最“牛”的农民，陈胜、吴广，刘邦，还有朱元璋……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民战争层出不穷，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推动了历史的进步。早年毛泽东便深深领会到农民的力量，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他充分肯定了农民革命的重要地位和功绩，提出了中国革命要“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农民革命的胜利是城市革命胜利的基础和前提。由此，中国共产党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然而，建国之后，农民正行走在一条逼仄的参政通道，甚至是一条下降的曲线。尽管建国后曾经有陈永贵的“神话”，这位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的党支书，从一名农民一跃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如今，农民即使可以在农村基层自治中“自我管理”，也并不完全。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决定社会地位，梁俊德认为农民的处境可能与此有关，但是他也想不清楚。
史上曾经叱咤风云的农民，如今在改革的浪潮中“裸泳”，他们的历史将如何续写？
申纪兰
女，汉族，1929年12月生，山西平顺西沟人。
连任十一届的全国人大代表
从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到2008年当选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她是全国唯一的一位从第一届连任到第十一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她称自己“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作为一个普通农村妇女，申纪兰先后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在周恩来总理家中作过客，和邓小平一起照过相，江泽民同志称她是“凤毛麟角”。
从村官镇官到省领导
全国仅7人 平均用时23年
南方日报记者根据新华网公开的领导干部简历进行整理，发现有7人曾在基层长期任职。从一个村官、镇官成长为一个县处级领导干部，他们时间最短的仅仅用了1年，而走上省级领导干部岗位，他们平均用了23年多。
陈全国 1973年12月参加工作。当过兵、当过工人，1981年大学毕业后，进入河南省平舆县辛店公社工作。三年后被提拔为河南省驻马店地委办公室秘书(副县级)。1998年1月任河南省副省长，11年后任河北省省长。
郭庚茂 1975年参加工作，担任冀县城关公社党委副书记。9年后，被提拔为县长。1998年任河北省副省长，现任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河南省省长。
黄兴国 1972年参加工作，任浙江省象山县晓塘公社团委书记、党委副书记。1998年，任浙江省副省长。现任天津市市长。
刘奇葆 1974年参加工作，先后担任过生产队指导员、大队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1993年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现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欧广源 1970年-1972年任顺德县陈村公社合成大队干部，6年后为陈村公社党委书记、广东省顺德县委常委。1993年，任广东省副省长。现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苏荣 1974年参加工作，任吉林省洮安县那金公社党委副书记、书记，一年后任吉林洮安县委常委，那金公社、岭下公社党委书记。1993年任吉林省委常委、秘书长，现任江西省委书记。
徐守盛 1973年参加工作，任江苏省如东县委工作队队员、靖海公社二大队党支部副书记，8年后为县委常委，2000年任江苏省委常委、宿迁市委书记，现任甘肃省省长。
农村大学生比例下降引发总理担忧
2009年1月，新华社发表温家宝总理的署名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
城乡大学生的比例拉大
←2010年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以上。
学历越高农村人口占比越小
323个研究生只有一个来自农村
↑2006年1月，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发布了一项调查研究结果。研究表明，随着学历的增加，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在城市，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
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持续减少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国家重点大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招收的新学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呈下降趋势。
清华大学2000年农村学生的比例为17.6%，比1990年减少4.1个百分点；北京大学1999年农村学生比例为16.3%，比1991年减少2.5个百分点；北京师范大学2002年的农村学生的比例为22.3%，比1990年减少了5.7个百分点。
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华文化博物馆馆长王平提出“不鼓励农村孩子读书”的观点，她说，农村孩子读完大学想要留城，他们不是富二代、不是官二代，在城市里没有关系、找不到工作、买不起房子、娶不到老婆。在城市中他们常常是二等公民，过着没有尊严的生活。引起公众热议。
城乡关系篇 农民与城市的那些瓜葛
现在的城市人，往上数三代，祖上都是农民。从血缘关系追溯是如此，从身份变化去追溯，也是如此。因而，城乡关系一言难尽，市民与农民之间千丝万缕纠缠不清，早已变身城里人的人对于自己的父老乡亲，可谓百感交集。药家鑫随口一句“农民很难缠”，而对一个群体的歧视往往有其复杂的背景。
□南方农村报记者 黄栋林
有一种说法，现在的城市人，往上数三代，祖上都是农民。从血缘关系追溯是如此，从身份变化去追溯，也是如此。
早在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很有预见性地指出：“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
可就在一批批农民及其后代变工人、市民的过程中，“农民”一词渐渐变了味。记得民间有句“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的俗语，讲的是一个从农村进城的学子，拒绝与寻上门来的父母相认的故事。这被称为“忘本”。
忘本是怎么发生的呢？建国初，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把资源向城镇倾斜。1952年到1978年间，国家通过这种手段从农村抽取了8000多亿资金，造成城乡差距日益拉大，农村破败落后，农民贫穷无知，这是“农民”逐步被贬义化的政治与经济根源。
改革开放后，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村人开始“孔雀东南飞”，“民工潮”不断从内陆涌向沿海，这一中国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至今仍在进行。于是，数以亿计的农民洗脚上田。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是，虽然进了城，在城市却是“二等公民”。上世纪80年代郭书田、刘纯彬等人提出“城乡二元结构”的概念，称二元结构以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这是由身份壁垒、不平等交换、城市化滞后乃至包括户口、粮食供应、住宅等“14种制度”组成的不平等现象。
农民工把汗水洒在了城市，也把一些陋习带入了城市，引来异样目光。自己祖上的农民身份，并不妨碍当今城市人看低面前的农村人。
而新生代农民工无论气质还是外表，“去农民化”的速度要更快一些。他们的社会关系已从父辈简单的同乡、亲戚关系扩展到同学、工友、甚至网友，他们的信息更加畅通，他们大多喜欢攀比、享受。相比父辈，从小没下过田的他们显然更适应城市的生活，从来不愿把自己和“农民”二字联系在一起。
当社会对人口流动的关注更多地投向农民工时，有不少农村人通过经商、入学、参军、婚姻等方式成功跻身城市主流社会。据统计，1979年到1993年间，共有8500多万人从乡村流向城镇，以平均每年560万的速度实现了户口转移。这样的精英遍及政界、商界、学界、军界，在各个领域发挥作用，甚至是主导作用。
耐人寻味的是，许多从农村走出的精英以“农民的儿子”自居，并且颇为得意。他们从较低的起点往上攀登，成功跻身主流社会。“我是农民的儿子，父辈坚忍不拔的精神支撑我跳出了农门。”东莞小学教师王峰(化名)在课堂上，不时以自身经历鼓励孩子们发奋。说这话时，他心里很痛快，甚至很解气，因为这位80后的潜台词是：哥已经不是农民了！
王峰说自己从小就很喜欢唱BEYOND的歌，一首《农民》让他印象深刻。“一天加一天，每分耕种，汗与血；粒粒皆心酸，永不改变，人定胜天……”王峰动情地唱到，其实自己还是很感激农民的，就是这种拼搏精神让他勇往直前，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我们也像农民工，每年春节都踏上艰难的回家路！”王峰和大多数“三高”人群一样，他们的父母依然耕田，他们的老家在遥远的乡间，他们的祖上在那片土地上长眠，他们的童年定格在农村，那里或许还有他们的初恋……“故乡是一辈子难忘的。”王峰说，特别是面对令人困扰的食品安全问题的时候，会想起过去家乡清澈的泉水、清甜的蔬菜。
近年来，广州、东莞、深圳等地实行农民工积分入户政策，这为农民工真正在城里立足提供了机会。但就算获得了稀缺的入户资格，要真正融入当地也绝非易事。曾经有学者做过一个调查，问外地人在当地落户多长时间才能被认为是本地人，答题的广州市民认为需要20年以上，有人甚至认为需要两代人。去年，国家统计局郑州调查队的一份调查报告认为，农民工市民化应该是农民工的职业、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等向城市市民看齐，这样农民工才能顺利融入城市。
对于故乡的亲朋好友，城里人既爱又恨，以前是怕“穷亲戚”借钱，现在面对亲戚朋友五花八门的“请求”，外出“乡贤”们依然颇感无奈。
导演贾樟柯4月6日发了一条微博：“清明：……见到五姐，她女儿今年毕业，让我帮着找工作。碰到同学，他儿子想上美院附中，问我有没有熟人。碰到远房叔，他想搞倒某人，问我中纪委是否有人。……朋友送别，说要来北京看病。亲人们啊！”
贾导幸亏没遇到提出“能否把我二大爷的头像挂天安门上”要求的亲戚，但是他一句“亲人们啊！”足以品味出多少城里人对乡亲的复杂情感。由此也可看出，农村人在关系网复杂的中国社会，特别想在城里做点事情，依然处于劣势。
基于悲悯之心，但凡听到有人诋毁中伤农村人，王峰总是立马给予回击：“你自己祖上不是农民？！”驾车撞伤农妇后对伤者连捅八刀致其身亡，肇事者药家鑫一句“农民很难缠”激起公愤，成千夫所指。但事件同时暴露出农民群体受歧视的现象，背景并不简单。
王峰认为农民的孩子更应该接受教育，学到本领后才更有可能为家乡做贡献。“但我是绝对不会回去的。”王峰喃喃自语，觉得自己的态度有点自相矛盾。
为什么不叫“农民公务员”
“新中国成立，农民们被亲切的称为‘农民伯伯’。从小学教育开始，这就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群。后来，工商业发达起来了，社会上慢慢把他们称为了‘农民兄弟’，也还是平等。现在，动不动就是‘农民工’，甚至直接用‘农民’来骂人。”网友总结半个世纪来“农民”称呼的变化。
为什么我们不叫“农民市长”、“农民公务员”？除了“农民工”，也有人认为“农民企业家”称呼也带有歧视色彩。质疑指出，当上教授的农民子弟为什么不叫“农民教授”？农民的后代当了市长厅长，不叫“农民市长”、“农民厅长”？为什么没有诸如“农民警察”、“农民军官”、“农民公务员”之类的称呼，却偏偏有“农民企业家”、“农民工”的叫法？
药家鑫案件
药家鑫，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2010年10月20日深夜，药驾车撞倒农妇张妙后再将伤者刺了八刀致其死亡，后驾车逃逸再次撞伤行人，一度被抓获后释放。2010年10月23日，药家鑫在其父母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2011年4月22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被告人药家鑫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药不服，提起上诉，该案二审将于5月20日上午开庭。
药家鑫家境殷实，所驾车辆为私家车。其父曾经是总后西安军事代表局驻该厂军代表；母亲是西安北方华山机械有限公司职工。对于自己的杀人动机，药家鑫说“农民很难缠”。他称之所以捅死张妙，是因为觉得如果她不死，受伤的她会不断找他索赔，所以选择如此了断。这一说法引来舆论狂潮，受到千夫所指。
“去美国当农民，难吗？”
有网友在网上提出了这样的荒诞问题：“当农民，是我毕生梦想。在法国还是美国当农民更好呢？”类似的，还有咨询去俄罗斯、越南等各地当农民的各种问题。在他们看来，是中国的特殊国情，让这个职业背负上了太沉重的包袱。
“很难，你必须有一技之长才能去美国。去了美国，当农民更难，因为美国农民并不穷。如果你是农业专家，可能性要大些。”网友回答。
城乡差距究竟有多大？
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2010年社会保障重大事件研讨会上，南京大学教授童星撰文指出：目前，从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来看，贫困问题主要是发生在农村，农村的贫困人口约占全国贫困人口的90%左右。
如果把农业人口降到10%以下，把土地经营集中在其中10%以下的农业企业家手中，中国绝大部分农民的问题就解决了，城乡差距的问题也会随之消失。
美国 20世纪30年代，农民收入大约为非农业人口收入的40%，50-60年代为50%-70%，80年代为80%，现阶段才基本持平。如果以20世纪30年代美国出台农业调整法，政府致力于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行为为标志，差不多经历了70年努力，工农收入差距才由2.5∶1缩小到1∶1左右。
日本 从明治维新至20世纪60年代，二元经济特征十分明显，表现的工农收入差距一直维持在1.3∶1-3.1∶1之间。直到开始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工农收入差距才开始缩小，1980年工农收入差距为1∶1.15，农民收入超过非农家庭收入，这个过程持续了差不多100年。
孔雀女VS凤凰男
“说我们都市孔雀女看不起农村凤凰男。那么，凤凰男不也是看不起农村吗？要不，他们为什么就不愿意回去建设自己的家乡呢？而且，既然和都市孔雀女存在这么多差异，为什么又不愿意找回有共同背景的农村女孩呢？”网上有孔雀女质疑“凤凰男”。
联想凤凰男：丁某事件
2008年，各大论坛纷纷爆料这样一个热帖：“原配爆料：对联想集团出轨凤凰男丁某(此处隐去全名)的控诉！”丁某被指责婚姻出轨，这本已吸引眼球，更因为其“凤凰男”的特殊身份，发酵出一场网络论战：
女方(爆料者，即嫁给凤凰男的孔雀女)：“我是北京人，丁某是东北人，当时他才刚刚毕业一年，加之他家庭负担很重，我们的恋爱没有惊喜和浪漫……(丁某)开始四处造谣，告诉大家说我们吵架是因为我妈对他老姨不好，所以才闹到离婚……丁某绝口不承认我父母曾为买房出过钱，为装修出过钱……我只能宽慰自己说，趁我还年轻，算我看错了人。”
丁*：(爆料中的凤凰男，被指婚姻出轨)：“根本不涉及第三者层面……对于我跟她的婚姻，走到今天这一步都是她的责任。说实话，我已经忍受她很久了，包括她这些年来怎么对我，对我家人的无理取闹等等……”
网友：“曾经拥有的色彩斑斓的爱情为什么到最后会形同陌路？我不相信一个有着研究生学历的堂堂七尺男儿会处心积虑，为了一个户口，会出卖自己的感情，苦守一段无爱的婚姻！搞成今天的局面肯定大家都有不对的地方。”
网友：“今天发现自己原来是凤凰男的范畴，真是晕啊！一直都还不知道自己是这一类人，悲哀啊！我也不想当凤凰男啊！”
社会心理篇 谁愿意被称为“农民”？
饶有意味的是，“农民”们在心理上对这称呼的接受度呈现出一定的分级。不过，更真实的情况则可能是，那些不喜欢这称呼的，却是打心底认知自己为“农民”的人。某些潇洒淡定自称为农民的人，内心深处却未必真的认同自己是一名农民，只是需要一个点缀与装饰。
□南方农村报记者 郭任旭
中国到底有多少农民？一直以来对这个人群的统计是数以亿计的庞大数字。怎么统计？从户籍角度计算，2010年？中国的农业户口依然超过了9亿人。
然而，谁愿意自称农民？谁又愿意被称为农民？这是个问题。从普通农户、打工者、农业投资者甚至从农村里走出去的学生，诸多受访者几乎都需要对这个简单的认知问题，做出片刻的犹豫。最终，“无所谓吧！”成了最为普遍的回答，背后，却是心态各异。
“农民？”对于来自广州白云区的大四学生冯辛辛而言，这称呼令人困惑。大学就读于华南农业大学农学专业，家里又是农业户口，冯辛辛尽量想对这个称呼保持亲切自然，“家里面还有耕地啊，我小时候也做过农活呢！”不过，片刻聊天中，冯辛辛还是对这个称呼表示婉拒，“又不是回去种地，这种称呼肯定感觉很怪。”不仅是奇怪。眼下，冯辛辛已经和深圳一家农资公司有了初步的工作意向，他感觉有些苦恼。“读了这么多年书，找的工作还是‘农’字号，村里人问起都不好说出口啊。”
在大批涌向城市的“农二代”中，“新生代农民工”是其中一个主要人群。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使用了这一称呼，指80后、90后农民工。据统计，目前我国有1.5亿外出农民工，其中“新生代农民工”有近1亿人，占比超过60%。不过，2009年两会以“外来工”代替“农民工”的提议，早已引发对这一群体称呼的关注。此前搜狐有一个调查，75%的投票认为，“农民工”这一称呼带有歧视色彩，“工人就是工人，为什么要强调农民工？”
“弱势”的农民，常被过分“关照”，或者被赋予某种奇怪的“道德高位”。一个最直观的例子是，每年央视春晚，总要例行为这个群体做出一番礼赞。2011年春晚，靠一曲饱含沧桑的《春天里》，旭日阳刚组合因“农民工”的身份打动人心，一炮走红。不过，这一身份又令其迅速陷入争议。网友曝光，旭日阳刚并非真正的农民工，两人只是“做过短工、卖过水果等、摆过地摊。”旭日阳刚的经纪人马上回应，“他们都扛过锄头刨过地，这怎么不是农民工呢？”这对初出茅庐的组合想走红需要某种标签，负责包装他们的人选定了“农民”。
事实上，不愿被“涉农”，原因在于“农民”俨然具有种种标签色彩：廉价的劳力成本、弱势的社会地位、落后的生活方式，等等。这种标签化表现得最露骨的，是“凤凰男”的出现。他们本来代表着一种农村人“出人头地”，用知识武装从而扎根城市的“成功样本”。不过，百度一下，在大量都市“孔雀女”火力十足的讨伐中，奋斗至此的农村“凤凰男”依然难以逃脱种种“落后习性”的标签：自卑、排外、自私、吝啬……
产业纽带之下，“农民”们心态也各异。一些嗅着财富气息奔农业而来的投资者们，显然毫不介意这样一种称呼。从2005年开始，东莞市莞香园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东晓在东莞开发了1000多亩的沉香种植。“被称为农民？没所谓啊。关键是能做成功，就证明你的本事。行行出状元嘛，在东莞，很多穿着短裤拖鞋，开着大奔去五星级酒楼喝茶的人，谁会在乎这些称谓？”在刘东晓看来，农业是国家逐渐重视与扶持的产业，作为一名累计已经投入1600多万元的农业掘金者，当然不会为这称呼自卑。
与这种从容自信相比，一些土生土长的普通农户，表现出的则是一种无奈的“无所谓”。“称为农民，别人多少有种贬低你身份的意思吧。不过自己不在乎就行了。”惠东农户朱海源表示。华南师范大学“三农”与城镇化研究所所长胡靖认为，“农民”一词本来并不带有歧视色彩。本质在于，经济地位决定了社会地位，绝大多数农业从业者的相对贫穷，带来了这一称谓在今天的感情色彩。在美国，规模化农业下农民就不会带上“歧视”色彩。
饶有意味的是，“农民”们在心理上对这称呼的接受度呈现出一定的分级。不过，更真实的情况则可能是，那些不喜欢这称呼的，却是打心底认知自己为“农民”的人。某些潇洒淡定自称为农民的人，内心深处却未必真的认同自己是一名农民，只是需要一个点缀与装饰。
貌似“农民”称谓的一些正面的含义得到了推崇：朴实、奋斗、坚韧……不过，当众多名人高调亮出自己的“低调”姿态，另一套潜台词或者则是：成功了依然本分、踏实、守旧——恰恰说明着“农民”在现实中的低下地位。
最近八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锁定三农，其带来的政策信号令人们对农村产生遐想。“农村里有山有水，空气好，吃的还是健康食品”，“田园”令越来越多疲惫的城里人午夜梦回，确实也有人“倦鸟知归”。兴宁市罗岗镇刘远新在深圳打拼了20多年，开过小店，也当过小老板，获得过多数“农民”所渴望的成功。不过，2009年，刘远新还是回到了老家搞起了种养。“说实话，就算当了老板，你就连简单的穿衣着装，总还是感觉跟不上城里人样子。”
伴随着城镇化进程，“拆迁补偿”令部分农村户口乍现财富光彩。在东莞、佛山、广州，大量农民变成百万富翁，“农民还好啊，有地有房，最惨是都市里的夹心层。”“我们早就不是农民了。”佛山市石头村老李认真向记者强调。经历过“村改居”，也经历过拆迁改造。在获得一笔补偿后，老李成了一名治安巡逻员。“钱不多，很闲。但反正不是农民了。”
人大首现民工代表
2008年，上海、广东、重庆三地选出的朱雪芹、胡小燕和黑新雯等3位农民工代表，是历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中第一次选出的农民工代表。
2008年，广东省产生新一届省十一届人大代表，代表总数共790名，其中包括6名农民工代表，在全国属于首创。“80后”代表共8名，其中3个是农民工，最年轻的是来自深圳的魏小明。据悉，近年来人大代表中工人农民比例有所上升。
史上那些
叱咤风云的农民
刘邦年轻时，其父老是嫌弃他不如二哥耕田勤快，最后刘邦登大汉天子宝座，以天下为产业，做了最大的“农民”。
朱元璋年轻时最大的愿望，不过是好好地耕作一亩三分地，养活一家老小，但最终成为明朝开国皇帝。
在中国历史上，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民战争层出不穷。揭竿而起，天下云集响应，农民陈胜在大泽乡吹响了不可一世的大秦帝国的丧钟；
新莽末年，绿林、赤眉农民军纵横四野；
唐朝末年，黄巢农民军转战大江南北，黄巢称帝长安，加速了大唐帝国的灭亡；李闯王更是一举消灭大明政权，逼迫崇祯皇帝上吊自杀；清朝太平军一度割据江南，与清廷对峙……
白领返乡潮
在珠三角都市里，一股“白领返乡潮”正悄然涌动。不少白领认为自己曾经执着追求的都市优越感、归属感、安全感已经逐渐消褪，都市的光环开始黯然失色，而工作的压力和焦虑却有增无减，缺乏幸福感。而且，不少的受访白领们已经开始在老家联系朋友，物色合适工作，准备返乡。2010年，智联招聘在对3万简历及7000多白领的调查显示，八成白领有逃离“京沪穗”等大城市的念头。
据分析，白领返乡潮现象是高房价对部分白领产生的挤出效应。
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人在思考“我在一线城市留着的意义何在？”一线城市的高房价一路飙升、物价飞速上涨的同时并没有带来薪酬的增长，加班时间越来越长身体健康状况也越来越差等等因素，让白领心生回归二三线城市的念头，故乡成为他们的避难所。
八成白领想逃离大城市
●76.2%的白领偶尔有离开的念头。
●80.8%的白领如确实有机会，确实会回二三线城市就业。
房价、压力、污染是逃离原因
●超六成白领认为房价太高，生活成本高。
●近五成白领认为工作压力太大，生活节奏过快。
●超三成白领认为一线城市生活环境恶劣、空气污染严重、交通拥挤。
一线城市幸福指数比较
●广州人幸福指数在70分以上的比例53.9%。
●北京人幸福指数在70分以上的比例43.8%。
●深圳人幸福指数在70分以上的比例40.5%。
●上海人幸福指数在70分以上的比例40.5%。
● 其他城市人幸福指数在70分以上的接近六成(58.2%)。
远去的称呼——农民企业家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民企业家于乡镇企业中走上历史舞台。计划经济下政府管制突然放开而出现的真空、商品稀缺与社会需求巨大的市场背景、十分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令农民企业家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这个称呼，在当时代表着勇敢探索、务实拼搏等正面色彩。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个人群已经逐渐褪去光环。今天，“农民企业家”这个称呼已经难以代表一个群体，而成了某些零星个案的惯用标签。“某农民企业家的传奇人生”，“某农民企业家的致富梦”，等等。
在新兴产业崛起，资本精英走上前台的今天，曾经的探路者在大众的目光中逐渐远去。
《父亲》（1980年）罗中立
浓眉大眼的李双双是一个性格泼辣、仗义直言的农村妇女形象。
《秋菊打官司》中巩俐塑造了一个“认死理”的农妇。
文化印象篇 农民：中国符号的变奏
农民形象是当代所有艺术形式的重要元素。中国电影在国际上获奖，曾经有说“中国农民终于走向世界了，但却是以灰头土脸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操着方言、举止失当、在城市里笑话百出的农民，成了央视春晚的常客。几十年间，农民的形象经历了从高大全到笑话百出的颠覆。
□南方农村报记者 陈会玲
说句实在话，农民在各种艺术形式中的“出镜率”并不低，农民形象是中国当代所有艺术形式中的重要元素。
穿着破衣衫，贼头贼脑地上台，第一句台词是：“据观察，没有敌情。”1990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由黄宏、宋丹丹出演的小品《超生游击队》获得极大成功。此后，这些操着方言、举止失当、在城市里笑话百出的农民，成了央视春晚的常客。
娱乐至上的时代，小品的逗笑功能全面超越了相声。小品王赵本山塑造的农民善良、世故、滑稽、狡黠，令人捧腹。本山大叔出场，必定是春晚的高潮、G点，观众心甘情愿被忽悠得兴奋不已。小品甚至影响了人们对农民最直观的印象，或者说，来自本山大叔那张耷拉的脸。
在电影中的农民，一般是两张脸，一是苦情、执拗，二是逗乐、傻。
冯小刚在2007年拍了一部贺岁片，叫《天下无贼》，由王宝强本色出演的农民工纯真，或者说纯真到傻，索性叫“傻根”。
张艺谋出品的农民则相对悲情些，上世纪的《红高粱》、《菊豆》、《秋菊打官司》等电影在国际上获奖，展示的都是农民沉重、压抑、痛苦、扭曲的生活。因此有说“中国农民终于走向世界了，但却是以灰头土脸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1999年，张艺谋拍出了《我的父亲母亲》，章子怡那张年轻、倔强的脸，是一张干净的爱情的脸，就如盛开的马蹄莲，终于让我们看到了甜美。
观众的口味被大导演们调教过来了，丑星演农民，容易出位，更显诙谐有趣，小品演员扎堆拍乡土题材的电视剧，于是观众看到了一些形象过于突兀的农民。除了赵本山、范伟主演的《刘老根》、《马大帅》曾掀起收视狂潮，2008年，潘长江拍《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他在荧屏里上串下跳，蹦着“浓缩的都是精华”的短小身躯，倒也让人开心。2009年，眯眯眼、龅牙突嘴的林永健出演《喜耕田的故事》，形象正面，时代感强，看久了丑也觉得有点味道。
要到小说中寻找农民形象，有点令人失望。虽然新世纪以来，众多实力派作家拿出了他们的长篇乡村小说，但这些作品多数写的是历史上的乡村生活，写的是传统的农民，新时代农民掩面缺席。贾平凹《秦腔》中的夏风、引生，是“一种文化符号”式的人物；毕飞宇《平原》里的端方，被认为“缺乏充足的现代意识，端方甚至没有超越高加林的思想高度”；余华《兄弟》中的宋凡平是一个过分理想化的人物……这直接导致了新时代的农民在文学史中面目不清。
农民工是小说家们愿意涉猎的对象，俗称“打工文学”，在此类作品中，小说作者大多书写矿难、拖欠工资、工地生活，还有红灯区的“外来妹”，甚至收破烂的人。他们形象悲戚，境遇卑微，是典型的弱势群体。
相较于小说家的虚构，画家的画笔更为真实。1980年，罗中立笔下的《父亲》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的苦难。而新世纪画家笔下的农民工，形象多元。膀大腰圆、挎着公文包，手持手机，这是致富后的农民工(《预约》 杜晓东 2003年)；在街头吃早点，目光茫然的，则是还在挣扎的一群(《早点》 忻东旺 2004年)。
与现在边缘化、现实化的农民形象不同的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时期，文艺作品中的农民显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这完全符合“翻身农奴做主人”的新中国主人翁形象。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的进步农民张裕民、程仁；赵树理《三里湾》里的金童玉女王玉生、王玉梅；李准《李双双小传》里的热情女性李双双；浩然《金光大道》里的高大泉……他们身处当时社会的主流地位，必然是正直的、追求进步的、疾恶如仇的人，公式化、概念化、泛政治符号化的形象塑造，勾勒了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新崛起的劳动人民群落，他们被称为“最有发言权”的人。
文革时期的作品在后来引起了争议，特别是出于政治需要而产生的“高大全”。艺术创作已经严重脱离了现实，是对“伪现实”的夸张和描摹。“上世纪70年代，我读了《金光大道》等小说，吃惊地发现，小说里的农村与自己所处的农村毫无共同之处；那些美术作品中红光满面、气宇轩昂的农民，与我身边面有菜色卑微麻木的农民有着天壤之别。我当时还是个无知少年，以为自己呆在最坏的农村，或许别的什么地方存在一个如描绘中的理想农村。”有网友如此回忆。
朴实可爱、勤劳善良曾经是电影作品中新农民的群体性格，在《朝阳沟》、《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甜蜜的事业》都有体现。
1984年，根据路遥小说改编的电影《人生》轰动全国，影片以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为时空背景，叙述了高中毕业生高加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的人生变化过程，在爱情方面，高加林是选择温柔善良、有恩于己的农村姑娘刘巧珍，还是选择有共同语言的城市姑娘黄亚萍？这样的矛盾引起了人们对人生、社会、爱情的思考。《人生》之后，农民形象在文艺作品中的塑造开始从人物的“大”转到了人性的“小”，并延续至今。
现今，艺术家们已难以成为农民的代表。在1980年代后期，曾经有《篱笆·女人和狗》这样的作品引起广泛关注，那时候的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还比较紧密。而到了1990年代后期，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说的农村和城市的“断裂”开始加剧，在文化上也是如此。小说、电影、绘画成了给城市人看的奢侈品，电视稍稍例外，但占据电视台黄金时间的绝大多数是都市言情剧等城市人关注的话题，因为，城市人才是最有商业价值的观众，农民虽然数量众多，却非电视台最想取悦的主流观众。
从政治、艺术的主角演变到今天的边缘、弱势群体，农民的形象还将遭遇怎样的颠覆，农民还会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这，是赵本山、张艺谋们可以给出答案的吗？
油画《父亲》：一个民族的父亲
1980年，罗中立当时还是四川美院的一名学生，他用画伟人的规格去画一位普通的、贫困的，苦涩的老农，老人枯黑、干瘦的脸上布满了如沟壑，又如车辙的皱纹，深陷的眼睛露出了凄楚、迷茫又带着恳切的目光——这就是油画《父亲》。
这幅画已经成为中国当代人像油画里程碑式的作品。画中这位父亲甚至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父亲”。
浩然《金光大道》 塑造“高大全”
在文革时期，浩然和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谓“8部样板戏，1个作家”，浩然就是那个作家。《金光大道》共四部，开写于1970年，完成于1977年，正是“四人帮”横行时期。第一、二部分别于人民出版社1972年、1974年出版，京华出版社1994年以完整面貌出版了四卷本。1978年之后，浩然因为写了《金光大道》，而被整个文学界一边倒地批判。但在所有的作品中，浩然最偏爱《金光大道》，他曾说：“有文章说高大泉就是高、大、全。我觉得很有道理，把我的作品深化了。”
《平凡的世界》 不平凡的文学地位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于1988年以榜首的位置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被誉为“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从而奠定了路遥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
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栏目发起的一项“到现在为止对被访者影响最大的书”的调查结果显示，《平凡的世界》排在第6位，在调查公布的前28部作品中，没有其他的1980年以后的当代小说。
李双双名言：先结婚后恋爱
1962年，根据李准小说改编的电影《李双双》公映，在全国掀起了一股“李双双热”。周总理看了这部影片后，高度评价这部电影。《人民日报》等十多家报纸都发表了各地公社社员座谈《李双双》的讨论；全国各大报刊上的评论文章有好几十篇，毫无例外地充分肯定和赞扬了影片的思想内容和教育意义。1963年该片荣获第二届中国《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编剧、最佳女演员、最佳配角四项奖。
《李双双》出名后，主演张瑞芳走到那里都听到人叫：“李双双来了！”剧中的一句“先结婚后恋爱”台词更是流传至今。
张艺谋与农民电影
张艺谋以拍农民出名，看看他拍农民题材的电影票房如何：《红高粱》(1987年)内地票房400万元；《菊豆》(1990年)内地票房5706万，排在年度第二名；《活着》被禁，内地无票房；《一个都不能少》(1999年)内地票房2800万，排在年度第二名；《我的父亲母亲》(1999年)出现滑坡，内地票房只得800万。商业片泛滥，文艺片尤其是讲述农民生活的文艺片票房普遍不高，也许是受此影响，张艺谋近十年无农民题材新片问世。
赵本山现象
虽然贵为小品王，但赵本山塑造的农民形象并不是人人待见的。
尤其是2008年的春晚小品《火炬手》，让赵本山的小品第一次成为媒体、专家和网民集体炮轰的对象。除了批评“《火炬手》不够尊重奥运会”外，更多的质疑在于“赵本山塑造的人物离今天的农民形象差距越来越大”，更有言辞激烈者，认为赵本山的小品是对当今农民形象的丑化和侮辱。山东省曲艺家协会主席孙立生曾在公开场合毫不留情面地批评赵本山。
每年央视春晚结束后，赵本山都要接受这样的批判，其作品甚至被认为是“三俗”(低俗、庸俗、媚俗)的代表。
农村剧 劲吹“东北风”
农村剧大体分为两类，一是纯粹的农村戏，故事的场景放在农村，主要讲述他们的生活和创业，如《刘老根》、《乡村爱情》；二是城乡关系剧，故事的场景在城市，但男主人公的出身往往是农村，就是俗称的“凤凰男”和“孔雀女”的故事，主要讲述的是城乡矛盾，尤为注重的是生活观念和生活细节方面的矛盾，如刘若英主演的《新结婚时代》和梅婷主演的《玻璃婚》。
农村题材电视剧，以东北题材的电视剧最为吃香。从央视公布的一组数字看，从2007年3、4季度到2008年1、2季度，央视共播出了包括《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喜耕田的故事》、《插树岭》等超过15部农村题材电视剧，而其中反映东北乡村风情的电视剧超过了一半。“忽悠”、“旮旯”等东北方言借着东北剧流行全国。
在电视剧市场上，“东北风”之所以长刮不衰，归功于赵本山、范伟、潘长江、小沈阳这样的小品演员。此类农村剧普遍存在着小品化的倾向，就是以逗乐、搞笑为主，喜剧性与悲剧性严重失衡。先前在《雪野》、《风过泉沟子》等农村剧中出现的悲剧审美越来越难觅踪影了。
去年开拍了一部农村剧——《荣河镇的男人们》，由我国著名喜剧导演张惠中执导，汇聚了蔡明、郭达、谢园等一干喜剧演员出演。毋庸多言，又是一出喜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