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太重庆律师事务所，案卷堆积如山，堆在他心头的还有“弱势群体”欠他的500万。刘政宁 摄
“今后我将大幅度减少代理农民工维权案了”。说这番话的是以“打工者的保护神”而声名远播的重庆籍律师周立太，自1996年开创中国第一例工伤双赔至今，他已代理农民工维权案1.2万余件。
很难想象，这位曾经大名鼎鼎的“农民工律师”反被农民工“欠款”和“逃单”。他有500多万元的律师费至今追讨无着，财务捉襟见肘，如今已关闭深圳律师事务所的周立太，有些心灰意冷了。
16年来，周立太用法律知识保护民工的合法权益，自己却陷入了民工失信的困局。究竟是谁欠了周立太，或许人们更应该提出这样一个疑问：谁又来帮周立太维权？
“弱势群体”欠500万律师费
两路口中华广场，周立太办公室的窗外，长江东去。我们见到他时，正在上万份卷宗的“海洋”里穿梭与忙碌。平头，大肚腩，周立太依旧肝火很旺。说话中，重庆方言不停蹦出“老子……”
虽然粗声粗气地宣称气得都想打那群“跑单”的农民工，但他还是在接待络绎不绝上门求助的农民工，没有周末，就住在办公室。
出生于重庆开县一个农民家庭的周立太，仅读过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了。但他却凭着对律师这个职业的热爱和憧憬，自学法律3年，最终于1986年取得律师资格。如今，关掉深圳律师事务所的他，在重庆和万州仍拥有2家分所，聘请了53名律师与工作人员。
自1996年在深圳开创中国首例农民工工伤双赔案件至今，他共代理农民工维权案1.2万余件，被称作“农民工保护神”。而让周立太名声大噪的，是在2001年他代理吴雪等56名中国女工被韩国企业老板非法脱衣搜身的案子。
周立太绝对算得上是个充满争议的人物，2007年，一篇题为《又有一群“狗日的”跑了》的博文，让周立太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为农民工维权的他，反过来又骂拖欠律师费用的农民工为“一帮畜生“。多年后的今天，他仍然在给我们重提这篇文章，强调这些农民工是“不守规则”的人。
“我本身就是农民出身，所以我理解底层劳工的苦，我想帮助他们，没想到为农民工打官司犹如炒股，我被套牢了！最终，自己反而沦为需要被维权的人。”周立太无奈的说到。
1996年，四川资中县人彭某工伤赔偿17.8万元后，欠下4万元律师费，人间蒸发了……
2004年，农民工刘某拒不支付律师费而提起诉讼……
2007年，王某胜诉拿了钱又开溜了……
周立太说，从1996年5月代理第一件案件算起，时至今日，已经有700人左右拒不支付律师费，而后莫名地消失。周立太说，农民工们仍欠着他500多万代理费没有支付。
“经常遇到这类没有诚信不守规矩的人，谁还有信心继续帮他们维权？我自己的权利谁来维护？”他反问道。
“农民工保护神”反过来状告打工者
“说实在话，打官司前很多当事人甚至跪到地下给我磕头，管我喊爹喊爷。打完官司以后，我要跟他喊爹。”周立太一生气，音量就越来越大。
很多打工者在官司胜诉得到大笔赔偿之后，立刻携款逃走，别说支付律师的代理费，就连周立太垫付的一些诉讼费都不予归还。
“我不是雷锋，我仅仅是个律师，拿人家钱财帮人家消灾。”周立太直言。贫穷不应是民工逃避律师费的理由，如果大家都这样，都用这个理由，中国所有的律师事务所就会垮掉，到时你找谁去代理你打官司？
最极端的事件周立太也遇到不少，一个重庆劳务工的官司，打了3年，判决结果付张某30万元医药费、20万元补偿。张某一直不肯给周立太律师费，记者陪着他去讨，张某回应道：时间拖得那么长，钱又少，我给你个卵律师费，最后还劈头将一盆尿泼到周立太和记者身上。
“忍无可忍”的周立太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他希望通过法律的手段追讨回自己应得的律师费。
在与逃款民工的法律“较量”中，周立太多以“名为胜诉、实为惨败”的结局告终，空赢了一张纸的他很明白，在所谓“社会角色”这一点上，表面“强势”的律师，从起跑线上就输了---很简单，他面对的是“弱势”的民工。
你得继续去追讨呀，这是你的劳动所得，是你的钱。周立太立即回答：债户遍布全中国，我怎么去讨？人手这么紧张，就是有人，讨债的差旅费又在哪里？
“坦率的说，我有段时间特别想当个和尚，还跑到一个庙里去呆了两天，结果发现没肉吃。老子天生爱吃肉，没办法又跑下山来了。”
“今后将大幅减少代理农民工案”
在近三个小时的采访中，周立太用了大量时间来说拖欠他律师费用的农民工是“不守规则”的。既然如此寒心，是否意味着周立太不能坚持下去了？
“肯定会大幅度减少代理农民工案，但是为农民工打官司犹如炒股票，我已经被深度套牢了。”周立太无奈地回答。
从1996年第一个农民工案子开始，周立太接手了上万个农民工案件。“今天张三跑了，并不代表没打完的李四会跑。而在他没跑之前，我们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去履行合同，律师不能自己单方中止合同，这是行业规定。其中大部分又是工伤赔偿案件，代理周期相当漫长，这让人立太根本无法脱身。”
周立太提到代理工伤赔偿案的漫长时间：先是行政部门仲裁，再到打官司，一审、二审，验伤、认定、复议、判决，一环扣一环，前后算下来要耗时1074天，代理律师差不多也要陪上两三年时间，不仅时间成本太高，人力成本也搭了进去，非常不划算。
谈到“败走”深圳的原因，周立太介绍，受2008年经济危机影响，为农民工维权的官司越来越不好打了，败诉率从以前的10%，上升到50%。“当时经济滑坡严重，珠三角大量企业倒闭，有关部门认为赔偿过高，影响了企业发展和投资环境，因此，不得不倾向于企业，”周立太如是说。
太多委屈和无奈，不仅让周立太陷入尴尬的境地，更让他感到力不从心。于是，他作出艰难决定，关闭了深圳分所。不仅如此，他还准备将工作的重心转向建筑类案件，大幅度减少代理农民工案件。
谈及日后，周立太说他打算建一个“周立太农民工维权档案馆”，研究中国农民工进城务工维权问题。
呼吁“诚信”解决不了问题
当“农民工律师”不想再为农民工“伸冤出头”，“周立太现象”的陨落也折射出了农民工失信现象背后以及相关制度的不健全。
“当然不能完全把责任归到农民工身上，我家里揭不开锅，气得骂跑了的农民工‘狗日的’。但我心里其实明白，从根本上说，是制度缺陷在作怪。”周立太直言。
一个好的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它能把坏人也培育成好人；反之，假使没有好的制度，好人最终也会变成坏人。所以一方面骂农民工，一方面周立太一直在呼吁，农民工的案子，不应全由原告承担律师费。
因为企业没有逐月发放他的工资，他才要起诉、才需要委托律师，是企业增加了农民工这方面的成本，理应由企业承担相应损失，并且用这种办法，来加大企业的违法成本。但多年来，就是出台不了这么一个规则。
另外，周立太先后数次向多家部门上书，建议人民法院将当事人的执行款项，发到律师事务所的开户银行，由银行按照律师所与当事人的协议实行扣划。这样既保证了律师及律师所的正常收入运转，同时又杜绝了律师及律师事务所的偷税漏税现象。但所有建议至今没得到任何回复。
专家：仅凭一个“周立太”支撑不下来
一个律师16年来遍及全国，为农民工维权，通过实际行动促进整个社会保护农民工权益，到头来自己却面临着生存问题，现行体制无法保障律师的正常收入，这值不值得思考？
一位研究法律的朋友告诉记者，重庆的律师不算少，但是，真正愿意代理底层打工者官司的，还真数不出几个来。因为这不是来钱的官司，同时，也是令一些部门、企业生厌的事。‘富裕’的律师界有很多人觉得周立太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出名，但是这样有好处的事情，为什么没有第二个人愿意出这样的名呢？
重庆社科院专家王秀模就此话题直言，社会正义的伸张，不是靠一两个人物所能完成的，个人能力毕竟是脆弱的、有限的，而且，如果将希望只寄托在某个人身上，那正义也极有可能是摇摆不定的。
“如今比讨论民工‘失信’更重要的，是应该思考怎样从根本上帮助他们？因为这关系到国家的安定、社会的和谐。为弱势群体维权，更需要政府支持下的专项资金以及社团机制积极参与进来。”王秀模说。
记者手记：谁来彻底取代周立太？
采访周立太，缘起一位在深圳打工多年的重庆奉节籍农民工。因家庭遭遇突变，欲打官司的他首先想到的竟是找周立太。他告诉记者，这么多年了，在深圳的农民工最熟悉的律师还是周立太。
多年来，周立太一直在“乘人之危、收黑心钱”与“民工的救护神”这两方面争议不断，业内一些同行们都在指责他律师费用比例过高，是在吸农民工的血，可如果“吸血”如此容易，如此没有风险，这些同行为何没走上周立太的路子？为何若干年以后，农民工打官司还是会想到他？
访谈中，周立太反复强调，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也穷过，彻彻底底地穷过，他不是圣人，不是雷锋，不可能无条件地付出。正如他所说，他确实该“谢幕”了。
在淡出人们视野之际，我们不妨进一步问问，如果没有周立太，民工们的维权官司就没法打了吗？我们的司法救助体系能否惠及面更广一点？宣传力度能否再大一点？能不能彻底取代周立太的角色？如果我们免费的司法救助体系更加完善更加给力，不是要强过上百个上千个周立太吗？